2025年3月22日至6月29日，龙美术馆（西岸馆）将推出今年上半年最重磅的展览“天地大观——跨越时光的文明印记”，以“金石寿”“器载道”“思无邪”和“无尽藏”四个板块，精选约200件（套）从商周至明清的珍贵文物，包含甲骨文、青铜器、玉器、瓷器、佛像、家具等展出，呈现了三千年华夏文明及工艺的巅峰，更是帝王意志、文人雅趣与民间智慧的融合。

展出文物皆是重量级名品，让观者心心念念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将再次亮相，距离上一次上海市民见到它，已有十年之久。更多珍贵文物系首次面向公众展出：商代甲骨刻辞（34例），涉及祭祀、征伐、田猎、求雨、入贡；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，刻133字铭文，是流传年代最久远的国宝重器；战国青铜错金银嵌琉璃乳钉纹方壶，工艺繁缛，色彩绚丽，代表了战国奢华工艺的巅峰；汉跽坐吏玉灯、盘，迄今考古发掘和传世遗存的唯一可见玉雕灯俑，极具考古标型价值；北宋汝窑天青釉洗，釉如凝脂，天青犹翠，冰裂莹澈，器形雅致，呈现了极致的宋代美学；元青花水波云龙缠枝莲花纹大罐，造型稳重，通身内外施釉，釉色白中带青，是极为稀少的传世元青花；明洪熙永乐仁孝文皇后青玉龙钮谥宝，目前所见唯一的明代太庙尊藏的谥宝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；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神杯，依月令之数为一套，一花一月，并配诗文，素来被视为康熙御窑珍品；清乾隆御制御用剔彩云龙福庆有余纹宝座，装饰以九条龙、云蝠纹及缠枝莲纹为主，反映帝王对国泰民安、兴盛太平的追求……

展览总策划、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介绍：“文物是凝固的历史，勾勒出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曾断裂的脉络，它们不仅是帝王将相的权柄象征，亦是匠人指尖上的温度，更是文化传承碰撞的火花。此次大展，既是对过去的总结，亦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当年轻的一代驻足或沉思时，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华夏文明的符号，更希望这种传统匠人精神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流动。”

展览同名画册（一套两本）将同步出版。

一、金石寿

“金石寿”是本次展览的第一个板块。甲骨、青铜器、玉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承载了中华文化的延续与永恒的内涵 。本区块以甲骨刻辞三十四例，以及青铜器、高古玉器、玉玺等十三件（套）珍稀文物，展现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印记。

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，以龟甲、兽骨为书写载体，不仅刻录了商代占卜活动，更将先民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社会制度的规范凝固于甲骨之上。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，商代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等历史细节得以重生。

商周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器皿，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青铜器上的饕餮纹、几何纹等抽象纹饰，既是对宇宙秩序的想象，也是礼制等级的具象化表达。周代“列鼎制度”规定天子九鼎，通过青铜器的数量与形制固化社会秩序。青铜器铭文则记录了分封、征伐、赏赐等重大事件。这些文字不仅推动了汉字从象形到表意的演变，更让历史叙事突破时间限制，成为后世追溯文明源流的依据。

汉代将玉石温润、坚韧的物理属性与儒家伦理结合，提出“君子比德于玉”。玉璧象征天圆地方，玉琮沟通天地，玉石被赋予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，承载着君子的品格与宇宙秩序的永恒。玉玺为皇权正统的“金石”凭证，象征政权稳固，而明清文人将个人志趣凝于方寸金石之间，形成独特的“印寿”文化，延续至今。

二、器载道

瓷器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瑰宝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与创新。本区块展出十二件宋、元、明、清顶级瓷器，呈现中国瓷器文化巅峰时刻的造诣。从宋瓷的含蓄内敛到清瓷的华丽外显，这些器物不仅是工艺的演进史，更是中国社会权力结构、哲学思想与审美变迁的物化载体。

宋代政治稳定，经济繁荣，儒家文化盛行，对瓷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北宋汝窑以“雨过天青”的釉色闻名，呼应宋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，以及尚真、顺应万物的宇宙观。南宋官窑琮式瓶、鬲式炉等器型融入儒家青铜器的礼制思想，灰青、粉青等釉色怀揣士大夫“比德于玉”的人格理想。

元代，苏麻离青钴料经伊斯兰地区传入中国，使得釉下彩瓷的装饰元素更加丰富，元青花成为中国陶瓷从素瓷走向彩瓷的标志。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带回“苏麻离青”钴料，永宣青花瓷迎来了继元青花后的又一高峰。明代的釉上彩瓷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五彩、斗彩名品辈出。到了清代，釉上彩技法再次获得创新，珐琅彩、粉彩、洋彩等技法使釉上彩瓷的装饰更加细腻与华丽。宋元以来的浅浮雕、高浮雕及刻划等装饰技法，进一步发展为精雕细刻和透雕技法，使得瓷器的装饰更显立体生动、多样繁复。清代彩瓷的炫技，映射出帝国盛衰与中西文化碰撞的复杂图景。

三、思无邪

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艺术、哲学等精神活动密切相关，也为艺术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内涵。佛像普遍被视为佛教信仰的具象化表达，明清佛像通过塑造佛陀、菩萨、罗汉等形象，传达佛教的慈悲、智慧与觉悟等核心理念，本区块展出十一世纪至明清时期的八件佛教珍稀文物。

十一至十二世纪的西藏铜瑜伽士造像以莲花坐姿呈现，双手结冥想印，双目圆睁，凝视前方，彰显大师之威严与智慧。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，全图用金线和五彩丝线绣成，色彩鲜明，做工精巧，体现了明宫廷刺绣的超高水准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期间采取“以佛治国”的政策，策促使佛像艺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发展，明早期佛造像造型饱满、线条流畅，呈现汉传佛教的特点并体现儒家文化的温和与庄重。清代康熙、乾隆皇帝，对藏传佛教采取了积极的扶植政策，此时的佛像更多地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元素，造型优美，注重细节刻画，佛像的服饰、佩饰（如璎珞、帔帛）以及台座的设计，呈现时代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水平，映射了明清帝王宗教信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。

四、无尽藏

“无尽藏”是展览的最后一个板块。作为源自佛教哲学的概念，“无尽藏”经历史演变被赋予多重文化内涵，尤其在历代收藏家的实践中，展现出超越物质积累的深刻意义。宋代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中以“无尽藏”形容自然之美，将其从宗教语境升华至哲学高度，提出“造物者之无尽藏”的审美观。

宋徽宗编纂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，通过编目使藏品成为“文化记忆的载体”；清乾隆皇帝编撰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等目录，显示其收藏规模之庞大精良，正所谓“无尽藏”中无尽之宝藏的概念。历代收藏家通过系统性收藏、理论建构与精神投射，将物质积累转化为文化基因的延续，其意义远超器物本身，成为中华文明“生生不息”的隐喻。这一概念说明：真正的“宝藏”不在库房深处，而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再生的文化生命力。